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利玛窦出生於教宗国马切拉塔城(现属意大利马尔凯大区)。 那时尚是文艺复兴时期,半岛上城邦林立,他的家族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 利玛窦在当地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利玛窦十六岁来到罗马,在圣汤多雷亚的学院学习预科,并於1571年(明隆庆五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 1572年(隆庆六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师从数学家克拉乌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也是他的老师。 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1577年(万历五年)利玛窦获准赴远东传教。 1578年(万历六年)3月24日,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乘船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一起前往印度传教。 一路上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经过6个月的航行,终於在9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 路途非常辛苦,在到达果阿前,船上来自莫桑比克的400名奴隶死了13名。
利玛窦在来到印度之前,由於沙勿略之前对印度的赞美以及教会的神化, 他所听说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这里传教也比较容易。 但是现实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 1580年(万历八年),他在给耶稣会的历史学家玛菲用葡萄牙语写的信中说道: “查看一下有关印度丶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 但是耶稣会在日本布教非常顺利,而且在印度还发现了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教)的信徒。 这使得利玛窦他们在精神上非常振奋。
利玛窦在印度和交趾支那传教四年。 其间在果阿的神学院还学习了人文学科,在1580年(万历八年)7月26日晋升为司铎後,又学习了神学。 他在印度认识到,应该允许当地人也学习哲学丶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并且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如果阻拦他们与他人为伍担任职务——通过学问而出人头地——,我担忧他们会憎恨我们, 而我们耶稣会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 这也是利玛窦进入明朝後所持的态度,并终其一生一直维持这个看法。 罗光所写的《利玛窦传》中说,这是“他能赢得我国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1581年(万历九年),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 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
传教士想以中文着述天主教义来吸引明朝官民,“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 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中文。 他脱下洋装,换上汉服,同时学习两种近代汉语——近代南京官话和近代粤语广府话,还阅读大量中文书籍。 利玛窦对完全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兴奋。 此外,在澳门的时候正好有来自日本的天正遣欧使节团路过,利玛窦趁此机会还学了一点日语。
利玛窦在广州住在怀远驿,在这期间结识了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为表敬意赠予王尚书一册世界地图。 到了1582年9月10日,他沿西江来到肇庆,见这湖光山色,民众宽厚,便立定主意留下来,开展传教。
1583年(万历十一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 获得两广总督郭应聘制台和肇庆知府王泮太守(正式官名是知府)的接待。 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 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 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 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丶地图丶星盘和三棱镜等。 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更组织当地几位知识界人士共同译出汉文版,先後在广州丶韶关等地讲授。 这是国人研究西欧几何学的开端。利玛窦还将交流思想和学术经验的心得和知识作成《天学实践》一书[3]。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这一年的8月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 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 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 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 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 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於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 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而改挂了基督像。
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利玛窦绘制了《大瀛全图》[5]。 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 他们翻译了《十诫》丶《天主经》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 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於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 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 无论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的一个派系而已, 中国人对於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1589年(万历十七年)夏天,广东新任总督刘继文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 并以利玛窦的宗教为「邪教」,把他驱逐出肇庆境域,於是利玛窦移居韶州。 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 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一点伤,但是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这些强盗很快就被逮捕归案。 在韶州期间,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 1591年(万历十九年)麦安东神父逝世;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 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现在只剩下利玛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汝夔(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 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 藉着瞿汝夔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丶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 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其间他还被瞿汝夔的朋友邀请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利玛窦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 而通过与瞿汝夔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才知道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比较低下。 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徵得范礼安的同意後,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 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 然而这一次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9月22日,利玛窦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 期间结交了章潢等儒士权贵,曾登堂讲学於白鹿洞书院,并受到建安王(朱多㸅)的热情款待。 他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 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於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 三是他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另外在这一年利玛窦为了练习用汉语写文章,写了一部谈论友情的着作《交友论》而意外的获得士人的欣赏。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 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铭还表示要带他去北京。 於是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 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7日抵达北京。 但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爆发万历援朝之役,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 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仅住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万历二十七年)2月6日再度到达南京[8]。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丶思想家李贽丶徐光启等。 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於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 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 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中国第四座天主教堂, 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後来也成为着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 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 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於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24日抵达北京。 进呈自鸣钟丶《圣经》丶《坤舆万国全图》丶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 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
之後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 常与宾客谈论天主丶灵魂丶天堂丶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 史册记载:「自玛窦入中国後,其徒来益众」。到了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 这当中最着名的,也是後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於北京,享年58岁。赐葬於平则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 逝世前指定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
依照明朝的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 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於北京後, 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於北京,藉此来认可教会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 为此,耶稣会士庞迪我神父向万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庞迪我在奏章里称:
“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实可怜。 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 生前颇称好学,颇能着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 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丶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瘗; 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 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万历皇帝赐利玛窦安葬於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 至19世纪末,安葬於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已逾百名。 1900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後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了被毁墓地,而且还立了一块道歉的石碑。 20世纪初,此地已经成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栅栏墓地已先後埋葬了数百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後,外国神父鉴於当时的政治环境被迫撤离了中国。 1954年,墓地内的墓碑只有利玛窦丶汤若望丶南怀仁三块依照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碑被红卫兵平埋於地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马尾沟教堂被拆,墓碑更是无人照管。 1978年10月,邓小平丶李先念等五位中共中央领导「批准」重修利玛窦墓。 1979年後,墓地得到了修复,并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利玛窦墓现位於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的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院内。
如今公墓东边墓碑数十块。西边有墓碑三块:面向墓穴,中间为利玛窦,左右首分别为汤若望丶南怀仁。 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拉丁文丶汉文并列:
“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行教。 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中国在唐朝时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景教), 元朝时天主教进入中国,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後,中国基本上已没有基督徒。 利玛窦可以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 他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 开启了日後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後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 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宗教,利玛窦本人更穿着中国士大夫服饰; 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利氏初期随罗明坚借重佛教的策略,穿上袈裟丶人称西僧丶教堂叫仙花寺;十二年後改变策略,易佛入儒。 後人归纳其亲近儒家的传教策略,包括四个重点:
合儒---强调早期儒家如基督宗教有位格神的信仰。
补儒---以基督宗教补充儒家没有的天堂丶地狱观点。
超儒---认为基督宗教有神论超越儒家的人本主义。
附儒---善意解释儒家的敬天祭祖为慎终追远,淡化原罪道理。
利玛窦的《乾坤体义》是传教士们第一本关於西方天文学的着作, 他初步介绍了托勒密的「九重天说」丶亚里士多德的「四元行论」。 利玛窦也制作过天球仪丶地球仪丶日晷丶像限仪丶纪限仪等天文仪器,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达官文人。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以来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 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馀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 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 例如点丶线丶面丶平面丶曲线丶曲面丶直角丶钝角丶锐角丶垂线丶平行线丶 对角线丶三角形丶四边形丶多边形丶圆心丶外切丶几何丶星期等等辞汇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有完整经纬线的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後被十二次刻印。 而且问世後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 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华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丶南极丶地中海丶日本海等词汇皆出於此地图。 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利玛窦对当时荷兰制图学派成果的掌握主要以奥特里乌斯的《寰宇全图》丶麦卡托父子的世界地图丶 普朗修斯於1592年与1594年制作的世界图与东西两半球图为主,其中又尤其深受《寰宇全图》影响。
利玛窦亲自参与绘制的世界地图刻本共有六部,现仅存两部,一是1602年北京版《坤舆万国全图》,二是《两仪玄览图》。 利玛窦所绘地图目前考证如下:
1584年,在肇庆绘制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原图已佚,也见不到摹本。 时任应天巡抚的赵可怀曾将此图刻在苏州姑苏驿的石头上(已不存在),题为《山海舆地图》。
1595~1598年,根据利玛窦本人记述,在南昌绘制多种世界地图,如《世界图志》丶《世界图记》等。 原图都已佚失,只有《舆地山海全图》的摹本保存在章潢《图书编》。
1600年,在南京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 原图已佚,但摹本保存在冯应京的《月令广义》及王圻的《三才图会》中。
1602年,在北京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有多种版本保存至今。
1603年,在北京绘制的《两仪玄览图》。有两幅保存至今。 分别收藏於中国辽宁博物馆与韩国崇实大学韩国基督教博物馆。
约1603-1604年,在北京绘制的地球东西两半球图。 利玛窦称之为「世界舆地两小图( doi mappamondi piccoli)」。 此图原刻本已佚,摹本保存在程百二所编的《方奥胜略》。
利玛窦制作了中国第一个西洋地球仪来宣传地圆说 。 《明史 · 天文志》卷二十五记载 「万历中 ,西洋人利玛窦制浑仪 丶天球 丶地球等器 。」
利玛窦是早期将油画丶版画等西洋画引进中国的传教士,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上书神宗:
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 万国图志一册,雅琴一张,奉献於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贡来,差足异耳。
其中「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即为油画,而此种基於写实的西洋画风使皇帝及大臣们惊讶不已。 徐光启见到圣母画像深受触动,如他所说: 「入堂宇,观圣母像一,心神若接,默感潜浮。」,顾启元在《客座赘语》谈到利玛窦的圣母画像: 「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 画以铜板为桢,而涂五彩於上,其貌如生,俨然隐起桢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 人问画何以致此? 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 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据称为第一位中国籍的西洋画画家游文辉,曾於1610年为利玛窦作一幅油画肖像, 现存於罗马耶稣会总会院档案馆,应该是最早中国人所作存世油画。 在对中国画的影响方面, 明代有些本土画家受西洋画影响而在人物与肖像画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曾鲸等画家。 除肖像画之外,亦有研究者认为代表文人画主流的山水画也受到西画东渐的影响, 如吴彬丶樊忻丶龚贤等居住於南京的山水画家的作品,在透视和光影处理等方面与西画有某些近似之处。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华文化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 “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他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 ”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丶自然科学丶数学丶天文学都十分精通。 ”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像。”
“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而且从以上几章可以很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机械工艺能力都很强。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料,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这两者都是形成机械工艺高度发展的有利因素。”
“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 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 他们很满足於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 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 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精疲力尽, 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久。”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於世, 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即仁丶义丶礼丶智丶信中译者注)之一,他们的着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 对於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丶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 他们的礼仪那麽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 熟悉他们的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麽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
利玛窦在晚年的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又有着不同的记载[18][19]: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 就国家的伟大丶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 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丶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 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 但在这方面他们由於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 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内在的联系。」 「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於研究数学或医学, 除非由於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於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 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 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
“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 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 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麽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 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 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着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 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
利玛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丶祭祖丶祭孔。 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拉丁文:Deus;意即「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并无分别。 而祭祀祖先与孔子,这些只属追思先人与缅怀哲人的仪式,与信仰并无甚麽干涉; 只要不掺入许愿丶崇拜丶祈祷等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 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後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规矩」。
康熙时代,道明会传教士为了排挤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 向教宗申诉利玛窦等人允许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 道明会传教士建议教宗派特使到中国晋见康熙帝, 要求更改利玛窦规矩以排除容许中国传统的传教方式,和康熙争辩。 康熙认为「不可理喻」,强令传教士遵从,否则逐回。 此即中国礼仪之争事件。 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数百年後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庇护十二世废除,这也侧面显示出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天主实录》:利玛窦翻译了罗明坚编《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起名为《天主实义》,亦名《天学实录》[23]。 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丶人的灵魂不朽大异禽兽和死後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 报世人所为善恶的天主教教义。 《天主实义》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进中国的。 《天学实义》後来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丶满丶朝鲜丶越南及日文译本。
《几何原本》(译本):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 利玛窦使用《几何原本》是他在罗马学院学习用的课本,由利玛窦的恩师 ——当时欧洲着名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神父整理编纂。 克拉维乌斯神父在原本後又增添了两卷注释,总共十五卷。
《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图。
《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是中国汉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二十五言》:该作系从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手册》翻译而出,反映了後期斯多亚派哲学的观点。
《畸人十篇》:利玛窦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
《交友论》: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 也有利玛窦根据他对中国人的思想了解而编写的。这是利玛窦所写的第一部华文着作。
《西国记法》: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辩学遗牍》:1635年出版,收录了利玛窦以天主教观点与明末净土宗袾宏和其门生虞淳熙的佛教观点交流的信件。
《同文算指》:介绍欧洲算术,根据克拉乌维斯所着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译成。 内容由基本四则运算丶分数至比例丶开方丶正弦馀弦等三角几何。由李之藻笔录,清朝时录入四库全书。
《测量法义》:关於应用几何丶测量,由徐光启笔录,附《勾股义》。
《圜容较义》:李之藻笔录。
《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知识,李之藻笔录。
此外,他还写过或参与写过《西琴八曲》丶《斋旨》丶《乾坤体义》等着作。
屏风绘画《野墅平林图》据传为其作品,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後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整理翻译为拉丁文, 出版於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 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发现的利玛窦意大利语原文手稿同其他书稿以题名《利玛窦神父历史着作集》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两卷。 1942年,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将其编入《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
长期以来,西方许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将他视为令人景仰的,“诱导异教徒皈依”的传教士。 而东方却将他视为促进东西方交流的科学家。 这种评价主要是因为他向东亚地区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丶地理学知识, 以及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的观点,同时他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 也因此,有人将他视为一位汉学家。 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阐述利玛窦的学问时说:“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 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像数……而余乃亟传其小者”。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
“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 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 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於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 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 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利玛窦传》一书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称利玛窦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於一身的巨人。” 他还将利玛窦看作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美国《生活》杂志亦将他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
功成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鞑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
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
全能全知全美善
至公至义至仁慈
立天地之主宰,造人物之根宗。
推之於前无始,引之於後无终。
弥六合兮无间,造庶类兮靡同。
本无形之可拟,乃降生之遗容。
宣仁爱以博化,理微妙而难穷。
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造化功。
体一无终而无绐,位三非寂亦非空。
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凭圣子通。
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偌个不钦崇。
妙道玄玄何处寻,在兹帝监意森森。
羣生蒙昧迷歧径,世教衰微启福音。
自古昭昭临下士,由来赫赫显人心。
而今基督恩光照,我也潸潸泪满襟。
天上宝日月星辰,地上宝五谷金银。
国需宝正直忠臣,家需宝孝子贤孙。
黄金白玉非为宝,只有生命一世闲。
百岁三万六千日,若无生命最可怜。
来时糊涂去时亡,空度人间梦一场。
口中吃尽百和味,身上穿成朝服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如何落在帝王家。
世间最大为生死,白玉黄金也枉然。
淡饭清粥充一饥,锦衣那着几千年。
天门久为初人开,福路全是圣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明分得永生。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中国人民的抗战也得到了各国人民广泛支持。有一位法国人以博大的仁爱之心,为中国百姓免遭日军杀戮,在上海南市创设了难民区。 有人把他比作“中国的辛德勒”——辛德勒拯救了1200多名犹太人,而他则保护了几十万中国人。 他就是被誉为“难民之父”的法国耶稣会神父饶家驹。
从前国内有关法国神父饶家驹很少报道。 美国学者阮玛霞(Marcia R. Ristaino)在研究二战期间到上海避难的外国难民历史时,在文献中多次遇到饶家驹这个名字。 他的名字往往同抗日时期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的救援连在一起。 出於好奇,她开始了对饶家驹的研究,她东奔西走,挖掘整理他的历史。 当阮玛霞来到中国上海时,联系上了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两人对这位曾经在日军侵占上海时,救援几十万上海难民的老人分享着共同的兴趣。
2008年,阮玛霞的《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一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1年,此书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译者白华山是苏智良带的第一位研究生。
饶家驹神父(1878~1946)
饶家驹,本名Robert Cha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生於法国西部桑特小镇。 他16岁加入耶稣会,然後在英国和比利时修道丶获得学位,1913年,他三十五岁时被天主教耶稣会派往中国传教。 他最初传教的地方是徐家汇,在徐家汇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後,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饶家驹。
饶家驹身材高大,气度不凡。 法语是他的母语,英文和拉丁语非常流利,并且能够操一口漂亮的普通话,还能够说上海话,还有流利的日语。 所以他在语言上为他接下来在难民保护方面与各界的联系沟通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他早年任徐汇公学监学,兼教法文和化学。
饶家驹在虹口的圣心堂管理天主教外侨,因此他跟很多国家,包括日本的教徒也建立了联系。 同时他的身份非常多,譬如说他是公济医院理事会的主席丶天主教所办的一些学校的童子军的指导员丶还兼任了驻沪的法军和万国商团随军的神父。 他居然还是个中校。
南市区
南市难民区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事变”,悍然侵略上海。战事一起,大量平民深陷战火之中,他(她)们亟需得到救助。 饶家驹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负责难民丶伤兵的救援工作。 他利用早年建立的社会关系,亲自出面与各方交涉,成功地使交战的中日军队停火4小时,救出闸北战区的难民和伤兵。 他的义举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肯定。
不幸的是,当神父冒险出入战区,救护伤兵丶难民,在闸北被飞弹击伤,被锯去右臂,从此成了“独臂神父”。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丶虹口丶杨树浦一带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 随即战火又向南市丶金山丶宝山丶浏河等地蔓延,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上海及邻近地区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
无数难民涌入上海,聚集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一带
受日军攻击的上海满目疮痍,侵略者就在这一片黑暗中继续烧杀掠抢。 成千上万人面临流离失所的境地。
上海从繁荣富庶
到一片废墟
为避战火,难民纷纷涌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 难民最多时达70万,租界内房屋已不敷居住,60馀个收容所人满为患,又紧急增设10馀个收容所仍不够。 大批难民露宿街头,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人,儿童每日死亡约200人。
租界当局恐难民滋事,也惧日军寻衅趁机进入租界,便关闭法租界临华界的铁栅门,限时开放,并架设铁丝网,以阻止难民蜂拥而至。 於是,无数难民被困南市,集结於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缺衣少食,处境悲惨。 上海市政府於9月7日公布难民救助办法,各社会团体纷纷开展慈善活动。但难民太多,杯水车薪,收效甚微。 形势严峻,上海各界人士忧心如焚,纷纷出谋献策;一些国际友人也十分关切,饶家驹神父尤其殚精竭力。
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宣告设立
饶家驹目睹大量难民无家可归,考虑到当时南市公共场所甚多,加之居民大量涌入法租界,留下大片空房, 於是向上海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中日交战双方均不在此采取军事行动。
饶家驹与难民区监督委员会成员合影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恐战火殃及,从切身利益出发,立即积极响应。 上海各团体及社会名流除忧心难民生计以外,还希望在战火中有一方安全土地,保存豫园丶城隍庙等古迹,也齐声赞同。
11月4日,俞鸿钧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提出4项原则:
一丶不与日方洽商;
二丶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租界,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
三丶该区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外国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国武装警卫;
四丶不订任何协议,凡不违反上述原则,中方予以考虑。 其中一丶四两项由国际红十字会向中日双方交换信函,加以确认;二丶三两项关系国家主权,後因上海沦陷而无法实现。
卡车运载难民进入难民区
同时,饶家驹又向日方提出,对难民区勿施攻击。 5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答复:“同意该区域(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之进攻,也不在该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或敌对武力行为。 ”但又提出“该地区发生一切越轨情况时”,应向日方报告。
《申报》关於饶家驹抚慰难民的报道
经过饶家驹的斡旋,得到中丶日及租界三方当局同意,上海市政府於11月8日发告示: “中国红十字会向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区划出难民区,以为战时难民暂时寄托之所 ……本府以事关救济难民,为维护人道起见,业经呈奉中央核准照办在案。 兹准於本月九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
南市难民区南起方浜路,东丶西丶北三面至民国路,面积约占旧城厢三分之一。 下午4时,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在议定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上书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中丶英文名称。 11月9日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沿民国路各路口原已有工事)。至此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
上海市政府关於划定南市难民区的布告
与日军协调中的饶家驹
就这样,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饶家驹区”在上海诞生了。 据专家估计,这里总共收容了约30万难民。
南市难民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委员会下设总办事处,驻南市北区救火会内,年底移驻租界。 为便於管理,难民区分9个分区。 每区由难民选举一名中国人任区长,下设总务丶文书丶训导丶给养丶庶务丶卫生丶清洁丶登记丶调查丶医务各组。 年底以後,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名义上仍受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领导,实际上已受制於伪大道市政府“南市自治委员会”。
《良友》画报关於南市难民区的整版报道
安全区是饶家驹神父首创
社会各界和国外组织踊跃以实物丶钱款捐助难民区。 法租界当局发行“法商救济难民慈善奖券”,每期收益90%拨南市难民区。 公共租界实行“自愿缴纳娱乐捐”,向饭店丶娱乐场所抽税,用於救济难民。 上海不少机关丶团体承诺供应给养一周或一旬;伶界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 女校学生编印刊物《The Girl’s Delight》,义卖筹款,她们还上街劝募。区外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
市救济分会第一收容所难民节食29袋面粉捐助;“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6元,购大饼600馀只送难民区。 财政部长孔祥熙曾拨款5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4万元专用於南市难民区。 为装扮门面,日本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称颂了饶家驹的“善举”,并分别捐赠1万日元。
难民排队取饭
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第一天,先辟城隍庙丶豫园丶小世界及各学校丶教堂为收容所,当即收容2万馀难民。 10日夜间起,战火燃烧至南市南部,难民往北奔逃,不断涌入难民区,各收容所人数迅速增加。 据11月28日统计,难民区内有118个收容所,8.8万难民。 此後原坐卧在民国路的难民也陆续被劝导入难民区,区内难民超过10万,收容所达130馀个。
难民区热水供应处
难民区初建时,垃圾山积,粪便溢流,饿尸横陈;同时输水管道被毁,无自来水。 经各方磋商,由中国济生会和红十字会负责处理垃圾,由普善山庄掩埋尸体; 又通过法租界从新开河丶老北门丶方浜路接进三只大号水龙头,临时供水。
难民医院
为难民注射疾病预防针
当时难民生活十分艰苦,但尚能维持最低水准。初期每日上午9时和下午2时发放两次粥。 以後根据登记人数改发大米,每人每日一罐(约6市两),由户主凭卡领取,同时每人每月发生活费1.95元,後因物价上涨,增至10元左右。 对区内居民按户口限量供应平价米,每包售价16元。 另有慈善团体在城隍庙丶积善寺分发馒头,在老西门关帝庙施粥。 入冬,监察委员会将募集的大批棉衣丶棉被分发给难民。 香港丶新加坡运来了几千袋衣物,有些不合时令的夏装,几件缝在一起成为夹袄,颇受难民欢迎。
收容所难童中学初中班的女学生
组织难童开展文艺活动
难民区在豫园丶梧桐路老天主堂等处开设7所难童学校,招收2000馀名学生,商务印书馆提供教材,难民子女免费入学。 後因日军盘查丶干涉校务,强行开设日语课等,不得已停办。 另在九亩地阜春街设残老院,收残疾老人130馀人;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诊所12处;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 区内还设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後因缺原料停办。 继而又开办刺绣和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领班,收女难民为徒。
难民区的杂货摊
难民区时有管理不善之处,如,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後家中搜出赈米若干丶赈衣百套及绸布棉被百馀条。 又如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丶砂石。 此外,区内还经常发生吸毒丶赌博丶酗酒丶斗殴等违规事件。
难民区中的吃食摊
1938年5月,饶家驹远赴美国丶加拿大,为中国难民举办“一碗饭运动”等各种宣传活动,并会见了罗斯福总统。 他从国民政府募集到了70万元赈灾款,在美国共募得100万美元,美国红十字会又赠款70万美元, 加拿大捐款70万美元,甚至从日本也得到了2万日元。
饶家驹与难童在一起
日方虽然表面承认南中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实际上从未放弃对这个区域的觊觎。 11月5日,冈本宣称,“一旦中国军队被逐出其周围地区,日本陆海军有意占领此地区。” 12日中午,新北门障川路(今丽水路)窜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太阳旗,用枪刺驱散周围难民。 下午日军2辆轻型坦克在民国路西向巡行,14名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经饶家驹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
不久日军又以士兵在难民区外巡逻时被人打伤为由,不顾国际救济会申辩,强行开进难民区搜查。 翌年底,日军曾将难民区总办事处通租界的电话线剪断,後经饶家驹据理力争,才由工兵接通。 一次饶家驹与日军交涉时,一名日军士兵竟然用枪指着饶家驹。饶家驹毫无惧色,冷静面对。慑於饶家驹的声望,日兵没敢扣动扳机。 又有一次饶家驹在处理难民区用水事项时,一阵流弹袭来,他的长袍被打出一个洞,身旁两名巡捕不幸中弹丧命。
饶家驹与驻华英国陆军司令斯莫利特视察南市难民区
为加强对难民区的控制,日军和伪大道市政府将难民和居民居住区域分为红丶黄区,後又分为21区,区与区之间人员不准来往。 同时将难民居住的区域缩小至小世界丶青莲庵丶救火会丶豫园丶内园丶珠玉业公所丶露香园7处, 难民区出入口仅剩淘沙场和陈士安桥2处,分别由日兵和伪警把守。
由於日军在上海进行经济封锁,对米丶棉丶煤等物资实行严格管制,加之物价飞涨, 难民区的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不得已降低供应标准。 1939年9月13日起,难民口粮由每日6两减为3两。 10月1日起居民停发口粮,对其中不能维持生活的4700人,另设3个收容所安置。 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 中共地下组织参与难民救助并积极动员难民投奔新四军。 为此,饶家驹负责办通行证,使难民船顺利经过日军封锁线,到敌後抗日根据地。 此时,区内尚有难民19209人,收容所88个。
饶家驹陪同国际友人参观南市难民区
1940年,上海时局渐稳,难民大多数回了家乡; 1940年5月,欧洲战场吃紧。 饶家驹奉法国耶稣会之命於6月16日离开上海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
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投降後,受国际红十字会的派遣,饶家驹又来到德国柏林,从事救济德国难民的工作。 1946年,他病逝於柏林,享年六十八岁。
饶家驹的墓碑上写着“仁者爱人”的中文字
1940年,饶家驹离开上海後,南市难民区缺乏主持人,只能宣告结束。 6月24日《申报》报道,难民区代理常务理事发表公告: “查本办办理救济中国难民工作,瞬间三载,每年施放粮款,为数甚巨。 现为经费枯涸,无法继续,经饶常委员在离沪之前,曾开会决议,定於六月二十日停止给养”, “所有口粮,展至月底为止,并准每名给予一个月之恩粮,作为遣散之资。”
同时又称,南市难民区遣散难民问题,除老弱者由安老院和新普育堂继续收养,已全部解决。 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於6月30日停止活动。
南市难民区历时两年八个月,在战乱中先後安置了30馀万难民, 并保护了城隍庙丶豫园丶沉香阁丶广福寺丶慈修庵等古迹和大批民宅,与方浜路以南的断壁残垣形成鲜明对比。
对於这位“饶菩萨”的伟大义举,中国社会各界都是看在眼里。 早在1938年难民区落成之时,国民政府就亲自向饶家驹致信感谢。 到1940年饶家驹离开上海前一天,难民区难民自发筹划竖立饶家驹铜像,并人手一砖举行了奠基仪式。 难民还提议将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改为“饶家桥”,表现了对这位法国神父的感恩和眷恋之情。
饶家驹对中国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来华27年,其间没有回过一次法国,把半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人民。 他为广大难民“抱己饥己溺之怀,施解衣推食之仁,奔走辛劳”,发誓“与难民区共存亡”。 他曾设想在战火波及的每一座城市都建立难民安全区,还表示希望死後能葬在中国,并将自己的中文名字改为“饶家华”。 鉴於饶家驹在中国难民事业中功绩卓着,国民政府曾向饶家驹颁发玉质勋章; 蒋介石也曾致函他,“代表全民族敬致最诚挚之谢忱”。
“饶家驹安全区”的设立,开创了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也要保护战区的平民。 德国人约翰•拉贝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在成立之初,正是通过饶家驹神父与日方进行联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 此後,在抗战期间的武汉丶杭州丶广州丶福州等地,“饶家驹安全区”的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复制, 特别是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饶家驹神父亲自领导了汉口难民区的创建,再次救助了4万中国难民。
在国际社会上,“饶家驹区”也颇具典范意义。 1937年11月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卡拉姆(L. P. Calame)多次参观南市难民区。 经他提议,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主要动因就是上海“饶家驹安全区”的成功实践。 之後,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附件中关於战时平民保护的规定,也可以看到南市难民区的影子。
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
如今,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还存有一尊饶家驹神父铜像,仿佛在向来往行人,默默述说着这个法国神父在华所做的的伟大事迹。
纪念馆内的饶家驹铜像
“中国之友”饶家驹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