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於2011年9月出版的公教雜誌“Love One Another”第20期 古思譯
聶復生 (Bernard Nathanson) 生於1926年，曾任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曾公開否認天主存在；也曾是舉世知名的墮胎專家。
為使孕婦都能輕易接受廉價的墮胎手術，他曾不遺餘力，在美國推行墮胎合法化； 1968年，聶復生成為「全國墮胎權行動聯盟 (National Abortion Rights Action League )」(以下簡稱「墮胎聯盟」)的創會成員。
聶復生(Bernard Nathanson)生於1926年，曾任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曾公開否認天主存在，也曾是舉世知名的墮胎專家。 為使孕婦都能輕易接受廉價的墮胎手術，他曾不遺餘力，在美國推行墮胎合法化。 1968年，聶復生成為「全國墮胎權行動聯盟 (National Abortion Rights Action League)」(以下簡稱「墮胎聯盟」)的創會成員。 他負責經營全美最大的墮胎診所，自稱要為七萬五千宗墮胎負責； 後來，他承認，其中一個胎兒是自己的骨肉，還是他親自操刀殺死的。不過，他的心靈後來竟起了神奇的變化； 這位全球最著名的墮胎醫生，竟成了維護胎兒生命的傑出鬥士，經過多年準備後，最後還成了天主教徒。
家庭與學校背景
聶復生的父親是位醫學教授，出身於猶太移民家庭， 求學時，就放棄正統的猶太教信仰，否認天主，只信有一股「高超的力量」。 (聶復生《天主之手：一名改弦易轍的墮胎醫生從死亡邁向生命的心路歷程 (The Hand of God: A Journey from Death to Life by the Abortion Doctor who Changed his Mind.)》 109頁) 從小，父親就向聶復生灌輸虛無主義的信念和態度，對聶復生的性格與人生影響至深。 在聶復生成長的過程中，雖然，家人依然遵守猶太人的禮俗，卻沒有實踐猶太教的信仰； 父親對聶復生母親的憎恨，使家中的情況進一步惡化。
雙親把聶復生送到紐約的一流學府(哥倫比亞文法學校)求學，與許多猶太富家子弟為伍。 聶復生像自己所敬重的父親一樣，抗拒宗教，認為它是人生無用的併發症、是個重擔。 雖然，父親沒有信仰，卻要他每週到希伯來語學校上課三次；聶復生把希伯來語的禱文背得滾瓜爛熟。 不過，他心裡卻越來越肯定，猶太教是嚴厲苛刻，絕不寬容的。 多年後，他這樣反思：「童年時，我心目中的天主就像米開朗基羅的梅瑟像，滿臉長鬍子，威武、嚴肅，使人望而生畏。 他弓著背坐著，正在考慮我的命運，定要判我下地獄了。這就是我猶太教的天主：非常巨大，像頭獅子，令人噤若寒蟬。 (後來，當我在美國空軍服兵役時，由於百無聊賴，悶得發慌，便參加晚上的研經班；這對我是個多大的啟示啊！ 我發現新約聖經中的天主竟是位慈悲為懷、溫和善良、寬宏大方的人物； 我將要在祂內尋覓，終於找到祂的寬恕，那是我渴望已久、從未奢求過的恩典。)」(27頁)
1945年，他進入赫赫有名的麥基爾醫學院就讀； 四年級時，他對一位精神病學教授卡爾．斯登(Karl Stern)佩服得五體投地。 斯登既是良師、也是傑出的學者、又是猶太人，聶復生崇拜他，對他精采的演講和安詳的神態極為讚賞。 他當時還不知道，斯登老師經過多年的深思、分析和閱讀後，已在1943年信奉了天主教。 斯登後來把自己的皈依歷程寫在1951年出版的《火柱(The Pillar of Fire)》一書內。 1974年，聶復生一讀這書，就感到震憾；這本斯登的自傳對他影響深遠，終於使他日後皈依天主。 斯登在該書最後一章向信奉正統猶太教的兄弟解釋自己皈依天主教的理由，他說： 「教會的訓導是千古不變的，超自然的真理只有一個，正如科學的真理只有一個一樣； 進步的定律適用於改善物質的世界，正如恆常不變的定律適用於屬神的事物一樣。 我記得，把教宗論納粹分子的通諭給你看的情景，這事給你留下的印象很深，你說： 『它似乎是在第一世紀寫成的。』你說得正對！」(44頁)
撒殫的墮胎世界
1945年秋天，聶復生在大學的舞會裡遇上了迷人、純真的十七歲少女盧德，雙方一見鍾情，瞬即墮入愛河； 隨後，二人相聚的時間越來越長，開始談婚論嫁。 就在那時，盧德發覺自己懷了孕，這事破壞了這雙愛侶充滿詩意的生活。 他們不想要這孩子，決定打掉他；他們打聽了一會，終於找到一位願意暗中在私人診所裡為人墮胎的醫生； 因為，那時，打胎仍是非法的。墮胎後，聶復生和盧德兩人活像狼狽為奸、做了不可告人之事的罪犯一樣。 多年後，聶復生憶述當時的情景： 「我肯定~~~~雖然，她看來很勇敢，對我忠心，而且愛我，對與這件傷心事有關的一切又能務實地評估~~~~ 我肯定，在她心中某條哀怨鬱結的暗道裡，一定潛藏著這些問題：為什麼他不娶我呢？為什麼我們不能生下這個嬰兒呢？ 為什麼我為了遷就他，使他順利完成學業，就要使自己的生命和我未來的孩子陷於險境呢？ 天主會不會因我所做過的事懲罰我，使我將來不育呢？」(57頁)
對聶復生來說，宗教性的問題，此刻並不重要；後來，他追憶說： 自己這個「傲慢地堅持無神論的猶太人已經在自己的模子裡逐漸定型。」(58頁) 除了擔心盧德的健康和她未來的生育能力之外，他什麼都不放在心上。 不久，他們就分手了；這個經歷是他在「撒殫的墮胎世界」(58頁)中的首次旅程。
六十年代中期，聶復生完成了產科和婦科的實習，事業前途一片光明； 不過，他已有兩次婚姻破裂的經驗。 他後來承認，那兩段婚姻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自私自利，並欠缺愛的能力」(58頁)。 有一位深愛他的女子懷了他的孩子，求他讓她繼續妊娠，把孩子生下來； 聶復生卻非常堅決地說自己養不起孩子，要她中止懷孕，不然，便不娶她。 他還毛遂自薦，由自己親自操刀，結果，以很熟練的手法結束了自己孩子的生命。 他完全感受不到良心的責備，甚至，毫不懷疑自己是否做了錯事。 他是位墮胎專家，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妥妥當當。
在墮胎前，聶復生和其他醫生總不會告訴病人，接受這種手術會有什麼風險；他在皈依後寫道： 「如今，證據確鑿，墮胎可能導致乳癌；千千萬萬婦女接受了不妥善的墮胎手術，後來，不能生育； 對懷孕超過十三週的婦女來說，墮胎的死亡率比生孩子更高。 醫者的高傲自大，一向都為人所詬病；墮胎醫生那種極其狂妄的氣燄，無論往日或今時，都同樣令人咋舌。」
「每一萬個盧德，便有一個墮胎醫生； 這種人冷若冰霜，沒有良心，無恥地妄用醫術，玷污應有的醫德，以冷靜、無情的態度，並以那種使人挺放心的精湛技能來協助； 不，來誘騙婦女做這種近乎自戕的事。 怪不得，醫生採用了這種變態地發展出來的醫術後，下一步便會接受國家的資助，時常都假借悲天憫人之名，來協助他人自殺了。 假如，真的有某位糊塗『專家』估量過耶穌的痛苦，在祂被釘後一個小時內爬上十字架， 給祂餵了一服從毒芹提鍊的毒藥的話，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61-62頁)
1968年，聶復生為了在美國促進墮胎合法化，成為「全國墮胎權行動聯盟」(「墮胎聯盟」)的創會成員； 1970年，墮胎在紐約州變得合法後，聶復生更被提名為全球最大的墮胎診所的主管； 他承認要為自己施行七萬五千宗墮胎手術負責。 在皈依前不久，他寫了一篇以《一位曾以墮胎為業者的自白》為題的文章，他在文中透露，自己和「墮胎聯盟」的同事 (以及全球各地贊成墮胎的人)曾用過什麼策略來廢除一切限制墮胎的法律。 要知道，六十年代的美國人大多反對墮胎；可是，在五年之內，「墮胎聯盟」的專家竟能以密集的推廣活動說服了美國的最高法院； 自此之後，一經孕婦要求，即使在受孕後第九個月時，也可以合法墮胎。
「我們是怎樣做的呢？ 了解有關的策略是重要的事，因為，這些策略一直都以大同小異的方式在西方世界各地使用，把墮胎的法律改變。」 (Mallon J. Bernard Nathanson. 2009. http://web.mac.com/johnmallon/Site/Bernard_Nathanson.html)
第一個制勝的策略是說服傳媒，大眾接納墮胎，是社會自由而開明的表現。 他們知道，民意調查並不支持墮胎；便根據子虛烏有的調查，偽造資料，他們告訴傳媒，按照最近的調查，百分之六十的美國人贊成墮胎； 又說，每年超過一百萬人(實際上只有十萬)非法墮胎，其中有一萬人因非法墮胎而死(實際上，只有兩、三百人)。 由於大眾傳媒不斷明目張膽地複述這些謊言，民眾便信以為真；這種宣傳手法，證實非常有效。 只花了五年工夫，「墮胎聯盟」便說服了社會大眾，使他們相信，墮胎合法化確是一件急不容緩的事情。
第二個策略是打所謂「天主教牌」； 不斷詆譭天主教會，說它思想落伍，又把教會的高層人員形容為偽君子，說他們反對墮胎是因為他們不許別人有選擇的自由。 他們不斷重申這些論調，經常向傳媒提供各種謊言，例如： 「人人都知道啦，只有神職人員反對墮胎，大部份天主教徒都是贊成墮胎的。」
第三個策略是：為使他們的宣傳易於奏效，他們否認人類生命始於受孕的科學證據。 「墮胎聯盟」堅持，「要決定生命在什麼時候開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那是個神學、道德或哲學的問題，絕不是科學的問題。」 不過，胎兒學(研究人的生命初期的學問)的研究卻清清楚楚地顯示，生命確是從受孕時開始的； 這生命如同我們任何一個人一樣，需要保護和捍衛。 (Mallon J. Bernard Nathanson. 2009.http://web.mac.com/johnmallon/Site/Bernard_Nathanson.html)
皈依
1973年，聶復生成為紐約聖路加醫院的產科主管； 該處率先安裝了一種觀察並檢查母腹中的胎兒的先進科技~~~~超聲波掃描的設施，使聶復生大開眼界。 這位婦科醫生說：「我們第一次能夠真正看見人的胎兒，量度他、觀察他、看他怎樣活動，真正與他建立關係，並且愛他。」(125頁)
超聲波影像能在觀察者的腦海中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引進了超聲波掃描的技術後，聶復生對人類胎兒的態度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們用超聲波科技，不但能知道胎兒是活著的生物，而且還能量度他，用以維持生命的重要器官機能； 我們能測量他的體重，能估計他活了多久，能看他吞嚥、排尿，觀察他睡時和醒時的狀況， 並看見他有目的地在動，跟新生的嬰兒一樣。」(146頁) 從那時起，聶復生不再確信，醫生對要求墮胎的孕婦應該抱著來者不拒、有求必應的態度。 他為人墮胎的次數大為減少了，除非，他相信那些個案在醫學上有充份的理由，否則，他不再重操舊業。 1979年，他最後一次為人墮胎。
在1984年之前，他已經開始認真地懷疑墮胎是否正當；他想知道，墮胎時的實際情況。 他雖然經常做墮胎手術，都是盲目地、麻木不仁地、輕率地做的； 他只要把儀器插進子宮內，把它開動，然後，它便會自動把各種不同的組織碎塊陸續吸出來。
由於，他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便叫友人阿傑(Jay)(他每天都做20宗墮胎手術) 在做手術時把超聲波掃描的裝置開著，把過程記錄下來；阿傑用心地照著他的要求去做。
當他們在剪接的工作室裡觀看錄像帶時，不禁大吃一驚；阿傑發誓，以後，洗手不幹了。 聶復生後來這樣寫道：「我看了之後，連我的靈魂深處也震憾不已。」(141頁)他首次親眼目擊墮胎的實況，清楚知道事情的真相。 後來，那些錄像帶經專業的手法剪接，製成一套名為「無聲的尖叫」的紀錄片，把那種殺戮最無辜、最無助的胎兒的可怖罪行揭露出來。
影片顯示，一位活了十二週的小孩，在母腹中面對著一副要將他壓碎，和另一副要把他吸出去的儀器時，如何試圖保衛自己的情景。 1985年1月3日，那套電影在佛羅里達州首映，引起了轟動。
由於那齣紀錄片對支持墮胎的人構成威脅，社會上的「開明派」便群起反對； 「開明」的傳媒極力阻撓這套電影上映，務使美國的公眾無法得悉墮胎的真相； 各大電視網都不肯放映這套電影，也不肯播放維護生命的廣告；由此可見，控制傳媒的大權已落在那些贊成「死亡文化」的人的手中了。 科學的事實打開了聶復生的心，他接受了這個鐵一般的事實，那就是： 人的生命是由受孕時開始的；每次中止懷孕，就是殺害一個無辜而又手無寸鐵的人。 是科學上，而非宗教上的原因，使聶復生醫生對墮胎的看法改變了。
歸向天主教會之路
聶復生信仰天主的靈性旅程是非常艱辛的；他首先發現，人類的生命，從受孕到死亡，都是神聖的； 到了後期，他才開始相信天主存在。 「我並不尋求任何屬神的事物；我所渴求的，大多是世俗和肉性的事，我的目標既具體又實際，隨時都很容易換為現金計算。 我是一位傲慢地堅持無神論的猶太人，公然對這一切嗤之以鼻。」(187頁)
1978至1988年，是他人生中一段特別難熬的時期。
「我每天早上四、五點就會醒來，凝視着前方的一片黑暗，盼望(但還不是祈求) 在黑暗中會閃現出我在某個無形的、特別法庭上被判無罪的新聞。 空等了一段時間後，我就會開了床頭燈，拿起一本談論罪惡的著作(我當時收集了不少)， 例如聖奧思定的《懺悔錄》(我主要的精神食糧)， 或者，杜思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田立克(Paul Tillich)、祁克果(Kierkegaard)、 尼市林(Niebuhr)的書，甚至，芒福德(Lewis Mumfield)、弗蘭克(Waldo Frank)的作品，重讀其中的段落。」(188頁)
自殺的念頭，在他的腦海裡出現得越來越頻密；他的罪過，尤其是濫殺千萬無辜胎兒的罪，使他感到難以承受的壓力。 他嘗試倚靠鎮靜劑、酒精、教人自助的書和心理輔導來消除內心的痛苦絕望，卻徒勞無功。
在此同時，他逐漸變成維護生命運動的中堅份子；他從事寫作、在美國各處演講、在政治上變得積極； 在維護生命的群眾集會中，他對聽眾和籌劃者說得一清二楚： 唯一使他和他們團結一致的，是共同反對墮胎的立場；在信仰天主的問題上，他跟他們並非志同道合。
在這些群眾集會當中，或在墮胎診所門前舉行抗議活動時，他都注意到，在人群之中洋溢着一股無私的精神。 雖然，那些聚在一起祈禱的人為警察包圍，但是，他們的面容都流露着純潔的愛。 他們不倦地祈禱，並彼此提醒對方，絕不使用暴力。
「我想，是他們深厚的愛和熱切的祈禱，使我感到驚訝；他們為未出生的嬰兒祈禱；為那些心煩意亂、惶恐不安的孕婦祈禱； 為診所裡的醫生、護士祈禱；甚至，為警察和報導這事的記者祈禱；他們也彼此代禱，卻從不為自己祈禱。 我想弄明白，為什麼，這些人竟能為一群看不見、不會說話、不會向他們道謝的胎兒獻身呢？」(192頁)
這些人所立的善表，使聶復生開始認真考慮天主存在的可能；他這樣寫道，自己有生以來，第一次考慮天主存在的問題。
天主「莫明奇妙地領我穿過眾所周知的地獄領域，只為藉着祂的恩寵，給我顯示救贖與慈悲之路。 這個思想把我一直信以為真的十八世紀想法一一打破；霎時，便使我的過去變成罪惡的污泥濁水； 它起訴我，宣佈我犯了彌天大罪；與此同時，它又奇妙地使我萌生了一個越來越強的信念： 兩千年前，已有一個人為我的罪過而死了。」(193-4頁)
在踏上尋覓天主的靈性之旅以前，他已經開始大量閱讀許多皈依公教的偉人所寫的自傳，包括蒙格瑞奇 (Malcolm Muggeridge)、紐曼樞機、格林(Graham Greene)的， 也看其他正統基督徒，例如魯益師(C. S. Lewis)、珀西(Walker Percy)等的自傳。
不過，最能使他產生共鳴的是卡爾．斯登教授在《火柱》一書中那引人入勝的靈性旅程； 聶復生承認，每次重讀斯登的自傳時，都不禁淚盈於睫。
「這就是我的命運，我一直在世上漂泊，到處去尋覓祂；沒有了祂，我便會遭殃。 如今，我在絕望和恐慌中抓住祂的衣邊......我不禁想起，我醫科學生時代的英雄卡爾．斯登； 當他教我時......他正處於靈性蛻變的過程中。 在一封他給兄弟的信上，他這樣寫道： 『毫無疑問，無論，我們一直奔向祂，或與祂背道而馳，祂常處於事物的中心。』」(196頁)
聶復生知道，許多參與維護生命運動的人都為他祈禱；不知不覺地，他的心靈逐漸改變，感到舒暢安寧。 他開始每週與麥甘霖神父(Fr. McCloskey)會面，於是，麥神父就在尋覓信仰的艱辛路上做他精神上的嚮導。 1994年，他公開宣佈要皈依天主教； 1996年12月9日，奧康納樞機(Cardinal J. O'Connor)在紐約聖伯特肋爵主教座堂為他付洗。 聶復生的猶太人朋友對他的決定表示歡迎。
聶復生醫生說：「我接受基督時，對自己所屬的猶太文化、民族和傳統更加珍惜； 這永遠都不會改變，我為此深感自豪。」 從那時起，他常參與彌撒，並勤辦告解，度着深度的祈禱生活。
他無數次以科學家的身分在會議中、書中和電影中發言，為人類生命的神聖做證。 人類的生命跟賦予生命的天主一樣，都是神聖的，沒有人有權殺人。 聶復生本是舉世聞名的墮胎醫生、又是傲慢的無神論者，如今，竟變為虔誠的天主教徒與保衛胎兒生命的傑出鬥士； 他的皈依，肯定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皈依之一。
1996年10月10日，他訪問波蘭；在波次辛斯基美術館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向波蘭的國會議員熱切呼籲： 「我懇求你們：千萬別朝着墮胎自由化的方向前進，連一步也不要走！歷史將永不原諒你們。
我警告你們，切勿重蹈我們在美國的覆轍； 投票贊成墮胎，就是投票贊成安樂死、贊成殺害長者、傷殘者和晚期病人、贊成做基因的實驗。 這是在滑溜溜的斜坡上滑動的第一步，下面就是滅絕人性的境界~~~~死亡之谷。」